韦格纳把最后一份文件合上，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。
他看了整整一下午的报告——经济委员会的农业汇总、国防部的军区合并方案、波兰转来的审讯记录、还有几份从伦敦通过秘密渠道送来的情报。
韦格纳感觉自己的眼睛有些酸了，脑子也有些木了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街道。
大街上的行人不多，有几个穿着工装的男人拎着工具包匆匆走过，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慢悠悠地散步，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在树下站着，不知道是在等人还是在发呆。
韦格纳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诺依曼。”
诺依曼从外间的秘书室探进半个身子。
“主席同志？”
“我想出去走走。”
诺依曼的手旋即从门把手上松开了。他走进办公室，把门带上，站在韦格纳面前。
“主席，您这个月已经出去好多趟了。”
“好多趟吗？”韦格纳转过身来，“我怎么记得就出去了两趟啊。”
“四趟。”诺依曼竖起三根手指。
“一号去施普雷河边走了半小时，十号去东区市场转了一圈，二十号去夏洛滕堡看了一个建筑工地。
都是我一个人跟着，没有安全处的同志。”
韦格纳笑了。
“你不是跟着了吗？有你在，我怕什么？”
诺依曼却仍旧倔强的盯着韦格纳。
“主席，上次您派我去送文件，回来之后就看到办公桌上留了张条子，写着我出去看看，别担心。
我骑着自行车找了您两个小时，最后在克罗伊茨贝格的一个街心花园里找到您了，您正蹲在路边跟一个老同志聊天。
施密特同志知道这件事之后，把我叫去谈了半个小时。”
“他批评你了？”
“那倒没有，施密特同志说，如果主席出了什么事，我负不起这个责任。
他说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是整个党，整个国家的事。”
韦格纳走回桌前，坐下来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。
“诺依曼，你过来坐。”
诺依曼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坐到了韦格纳对面的椅子上。
“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韦格纳的声音放低了。“你觉得，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，能看到真实的人民生活吗？”
诺依曼张了张嘴，没有说出话来。
“你看，你回答不了。”韦格纳靠在椅背上。
“我也回答不了。因为我看到的，都是经过筛选的——文件是下面报上来的，报告是专家写的，来见我的人是提前安排好的。
甚至我走在街上，那些跟我打招呼的人，有多少是真的偶然遇见，有多少是安全处的同志提前布置好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诺依曼低下了头。
“我知道。”韦格纳的心情也有些低沉了。
“我知道每次我出去，外面都有不少同志在暗处警戒。
他们穿着便衣，装成路人，装成小贩，装成修鞋匠。
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，好到我经常分辨不出来。但我知道他们在我身边的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我不怪他们。这是同志们的职责，他们做得对。
我也理解同志们的用心——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不能随便在马路上晃荡，万一出了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“那您为什么还要出去呢？”诺依曼抬起头。
“因为我心里不舒服。”
诺依曼愣了一下。
“不是不舒服你们拦我，是不舒服我自己。”韦格纳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。
“我看文件，看到农民收入增长了，看到工人住进新房了，看到孩子能上学了。
这些数字是真的，我相信。
但我总想亲眼看看，我不想看那些被安排好的、打扫干净的、提前通知了的地方，是随便走进一条巷子、一个院子、一家小店，看看那里的人民群众到底过得怎么样。”
他直起身。
“我不是不信任下面的同志。
我是怕他们报喜不报忧。报喜不报忧，是人的天性。
谁也不愿意把坏消息往上送。
但如果我听不到坏消息，我就会以为一切都好。
一切都好的时候，就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。”
“所以，我还是要出去。”韦格纳的语气平静下来，
“但这次，我还是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不给你留个条子就出门了。”
诺依曼咬了咬牙。
“主席，您要是出去，必须让中央安全处的同志跟着。至少两个人，便衣，远远地跟着，不打扰您。”
韦格纳摇了摇头。
“两个人跟着，就是四个人知道。四个人知道，就是十个人知道。
十个人知道，那条街上的小贩就都换成安全处的人了。那我还出去看什么？”
诺依曼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
“就你跟我，咱们两个去。”韦格纳说。
“化个妆，换身衣服，没人认出来。”
“化妆？”
“对。化妆。你去找两套衣服来，再弄两顶帽子，把脸遮一遮。咱们两个从后门出去，不走正门。”
诺依曼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
“主席，这太危险了。万一——”
“万一什么？万一有人认出我来？”
“可是——”
“没什么好担心的，诺依曼同志啊，你跟我在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，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
我这个人是不喜欢被关在笼子里的。”
诺依曼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膝盖。他的手在膝盖上攥了攥，又松开了。
“主席，那您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如果外面情况不对，您必须马上跟我回来。不能看热闹，不能凑上去。”
韦格纳笑了一下。“好。我答应你。”
诺依曼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停下来。
“那我去找衣服。”
“等一下。”韦格纳叫住他。“再带点钱，不要太多，从我的津贴里面扣出来就好了。”
诺依曼点了点头，走了出去。
半个小时后，两个人站在韦格纳办公室的后门口。
韦格纳换上了一件灰蓝色的旧工装，外面套了一件深色的薄外套，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，帽檐压得很低。
他的脸被帽子的阴影遮住了大半，不仔细看，根本认不出来是德国的领导人。
诺依曼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棕色夹克，戴着一顶旧毡帽，脖子上挂着一台照相机，看起来像个出来采风的摄影爱好者。
“呦，你从哪弄来的相机啊？”韦格纳问。
“从我表哥那儿借的。他是《柏林日报》的摄影记者。”
诺依曼把相机举起来，对着韦格纳比划了一下。“到时候出门说我们是记者就行了。”
韦格纳点了点头，推开了后门。
“走吧。”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走进了柏林九月午后的阳光里。